1955年，粉碎了“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”，一批高级干部落马；镇压了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，整肃了一大批敢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；肃反运动抓出了大批暗藏的“反革命分子”，阶级敌人受到打击和震慑；又用“三个会议一本书”，严厉批判了党内的“小脚女人”。于是，在党内外的权威进一步提高。老人家推动农村的社会主义**，各级干部闻风而动，雷厉风行地紧跟，使出各种招数逼迫农民入高级社。

有这么一个笑话：某地第一、二、三把手在一起研究工作。第一把手提出一个问题：“要想让猫吃辣椒，用什么办法？”

“这很简单嘛！”第二把手立即回答，“掐住猫的脖子，把辣椒塞进猫的嘴里就完了嘛！”

“不妥，不妥。”第一把手连连摇头，“我们不能用强迫的办法嘛。”

“用肉片把辣椒裹起来，送到猫的嘴边。猫闻到香味，就会急忙的把肉片吞进肚里，这样一来，辣椒也就被猫吃了。”第三把手小心翼翼地说出他的办法，“您看，这个办法行么？”

“不行，不行。”第一把手又连连摇头，“我们也不能用欺骗的办法嘛。”

“那，还有什么好办法呢？”第二、三把手疑惑不解，怔怔地望着他们的头头。

“好办法嘛，有的。”第一把手拖着长声卖关子，“我们既不强迫，也不欺骗，而是让猫积极主动地自愿把辣椒吃进去。”

“哦？！”第二、三把手洗耳恭听。

“把辣椒弄碎，塞进猫的**。猫就会积极主动地、不停地舔自己的**。这样，就把辣椒吃进去了。”第一把手说出了自己的妙法，得意地咯咯笑了起来。

“哦！！”第二、三把手恍然大悟，不能不叹服，“妙，妙，太妙啦！还是您技高一筹！”

有邓子恢这个挨批的“小脚女人”、“右倾机会主义”的典型摆在那里，各级干部谁敢再放个屁！他们不论是违心的，还是真心的，都争先恐后的想法“让猫吃辣椒”。譬如四川的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，本来计划到年底将全省百分之二十七的农户组织进合作社，一挨批评，马上将计划翻一番。他每天催下边报数字。为赶进度，他下了死命令：“先搭架子，先挂牌子，具体问题以后处理”，于是下面就强制农民入社，将土地、耕畜、农具、种子等一大堆问题搞成一堆烂账。

农民们，尤其是土改后先富裕起来的农民，心里不愿入社却不得不入社，自己的土地财产不情愿被“共产”，却不得不交出来让“共产”。原因何在？就是各级干部都在千方百计的使出浑身解数“让猫吃辣椒”。

很多干部采用笑话里边第二把手所提出的强迫的方法。对不愿意入社被“共产”的农民，或对高级社稍有微词的人，就批判辩论，扣上“反对总路线”、“反对社会主义”、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、“和地主富农穿一条裤子”、“不跟**走，盼望蒋介石”、“破坏合作化运动”等等政治帽子；对“顽固不化者”，就要重新查他的祖宗三代、社会关系、历史旧账，给他戴上漏划的“富农分子”“反革命分子”、“投机倒把分子”、“坏分子”等大帽子，对其批判斗争、监督管制、实行专政。同时，还要用经济手段卡、压：多派卖粮任务，不让供销社卖给东西。让你既没吃的又没用的，不怕你不就范。这样一来，被逼死的人命成千上万。谁怕你死，你死是自绝于党，自绝于人民！

1955年，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到河北省安平县老家探亲，让他顺便了解乡村合作化的情形。李银桥了解到乡里是这样办的：区里干部来到村里，命令全村人站到场院里，宣布：“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，单干；跟**走的站这边，搞合作化。”这样自然无人敢不入合作社了。

有一篇回忆内蒙古自治区合作化情况的文章写道：1955年秋天以后，全党总动员，要求迅全面实现农业合作化，大办高级社。上面抽调了大批干部，一齐涌下农村，把迅全面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，要求务必成，否则即为右倾，就得挨整。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要求所有的生产资料（包括土地、牲畜、农具）都得打价入社归公，由社里集体管理经营。农民全部为集体劳动，评工记分，按分分红。由于运动来势太猛，违背人心，绝大多数农民都接受不了，不愿人社。加之个别干部在牲畜、农具的人社评价中不能出于公心，而是一味凭个人感情用事，拼命压等压价，且因人而异。一个牲畜的价格不值一张皮子钱，还得2o年以后才能视情况兑现。这就更引起多数农民的不满和反感。一时间，宰杀牲畜的狂潮到处漫延，大量的牲畜，一夜之间便都死在了屠刀之下。但肩负头等政治任务的强大压力，办社心切的各级干部根本不顾（不敢顾）这些。他们只能顺应政治时势，一股劲地全力以赴，耍尽浑身解数，动员逼迫农民人社。大搞建社成运动。

口头上说的是人社自愿，不搞强迫命令。实际上，自愿入社的是极少数。干部们比强迫命令还强迫命令。凡是不愿入社的农民，统统视为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顽固分子。不分白天黑夜，大会批，小会逼，反复“动员”挤压。干部不离门，你出他进，搞车轮战术，没完没了，名为做政治思想工作，实为搞围攻逼迫和恐吓。我亲眼看见很多农民被逼的到了会场上，只是低下头抱住烟袋一股劲抽烟，头上的汗珠不断滴。当时的逻辑是：入社，就是听**的话，拥护**，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；不愿人社的，就是认为国民党好，要跟蒋介石走旧社会的路。两条道路，两种思想，何去何从，自己选择。这种比强迫命令还强迫命令的做法，逼的哑巴也得说话。“听国民党话，跟蒋介石走，回旧社会”。哪个农民敢说出这样的话来？他们只好说“入社”。干部一听说“行，我入社”的话，便立刻送他一个“思想进步，自愿人社”的美名，有的还要作为典型，编写成材料或文艺作品，到处介绍、宣传，推动工作。

我在背地里悄悄问干部们：“不是说人社自愿？不准强迫命令吗？为什么那样逼人呢？”干部说了心里话：“依了他们的自愿，咱就得回家种地。”那时流行这样一个逻辑：哪个村庄合作化进度慢，就说是那里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，四类分子（地主分子、富农分子、反革命分子、坏分子）在背后捣乱。于是，就揭、批判、斗争“四类分子”的“破坏合作化运动的罪行”，杀鸡给猴看；于是，就揭、追查那些入社不积极、说怪话的人与“四类分子”的关系，把他们和“四类分子”联系起来，进行批判、斗争。合作化掀起**之时，也是紧抓阶级斗争之时，经常召开“四类分子专政会”，让四类分子坦白交代反动思想和破坏合作化的罪行，对他们进行训话、辩论、批判和斗争。

也有用笑话里第三把手所提出的欺骗方法的：说高级社有许多的优越性，入高级社有多么好，“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”、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；有的干部许愿说，入社的当年就会分比过去多得多的粮食和现金，一定过上好日子等等。信誓旦旦、天花乱坠。

再有，就是树立积极入社的典型，宣传他们积极入社、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事迹，让他们入党、当干部、当模范。当年，有不少有“政治眼光”的农民积极带头入社，当上了村、乡干部，成为农村的“特权人物”，有的人竟当上了县、地、省的官员，个别的甚至成了党中央委员，当上了中央的高官。

绝大部分干部是采用“强迫欺骗相结合”的方法，到1956年1月底，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o%；到1956年底，入社农户已达96%，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87%。原先计划十五年完成的目标，只用了四年（主要是1956年一年）就完成了，整整提前了十一年。农民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！

看到这样的“高度”，异常高兴。他对秘书田家英说：“我很高兴。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，现在我才真正的愉快喽！”是啊，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，有着长期思想准备的。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，这样顺利，却出乎他的意料。他一向认为，改造几亿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情，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、下很大的力量才能完成。谁料到，这么艰难的问题，他只是召开了三次会议，编了一本书，就顺利解决了。

农业合作化人为的过快展和表面上的巨大胜利，助长了对个人意志的过分自信。他更加深信自己的主张总是正确的，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，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