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请记住小说网的网址) （请记住小说网的网址)兵制
兵制一
有明之兵制，盖三变矣：卫所之兵，变而为召募，至崇祯、弘光间又变而为大将之屯兵。卫所之弊也，官军三百十三万八千三百，皆仰食于民，除西北边兵三十万外，其所以御寇定『乱』者，不得不别设兵以养之。
兵分于农，然且不可，乃又使军分于兵，是一天下之民养两天下之兵也。召募之弊也，如东事之起，安家、行粮、马匹、甲仗费数百万金，得兵十余万而不当三万之选，天下已『骚』动矣。大将屯兵之弊也，拥众自卫，与敌为市，抢杀不可问，宣召不能行，率我所养之兵反而攻我者，即其人也。有明之所以亡，其不在斯三者乎？
议者曰：卫所之为召募，此不得已而行之者也，召募之为大将屯兵，此势之所趋而非制也。原夫卫所，其制非不善也。
一镇之兵足守一镇之地，一军之田足瞻一军之用，卫所、屯田，盖相表里者也。其后军伍销耗，耕者无人，则屯粮不足，增以客兵，坐食者众，则屯粮不足，于是益之以民粮，又益之以盐粮，又益之以京运，而卫所之制始破坏矣。都燕而后，岁漕四百万石，十有二总领卫一百四十旗，军十二万六千八百人，轮年值运，有月粮，有行粮，一人兼二人之食，是岁有二十五万三千六百不耕而食之军矣。此又卫所之制破坏于输挽者也。
中都、大宁、山东、河南附近卫所，轮班上『操』，春班以三月至八月还，秋班以九月至二月还，有月粮，有行粮，一人兼二人之食，是岁有二十余万不耕而食之军矣。此又卫所之制破坏于班『操』者也。一边有事则调各边之军，应调者食此边之新饷，其家口又支各边之旧饷。旧兵不归，各边不得不补，补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饷，是一兵而有三饷也。卫所之制，至是破坏而不可支矣。凡此皆末流之弊，其初制岂若是哉！
为说者曰：末流之弊，亦由其制之不善所致也，制之不善，则军民之太分也。凡人膂力不过三十年，以七十为率，则四十年居其老弱也。军既不得复还为民，则一军之在伍，其为老弱者亦复四十年，如是而焉得不销耗乎？乡井之思，谁则无有？今以谪发充之，远者万里，近者千余里，违其土『性』，死伤逃窜十常**，如是而焉得不销耗乎？且都燕二百余年，天下之财莫不尽取以归京师，使东南之民力竭者，非军也耶？
或曰：畿甸之民大半为军，今计口而给之，故天下有荒岁而畿甸不困，此明知其无益而不可已者也。曰：若是，则非养兵也，乃养民也。天下之民不耕而待养于上，则天下之耕者当何人哉？东南之民奚罪焉！夫以养军之故至不得不养及于民，犹可谓其制之善与？
余以为天下之兵当取之于口，而天下为兵之养当取之于户。其取之口也，教练之时五十而出二，调发之时五十而出一、其取之户也，调发之兵十户而养一，教练之兵则无资于养。如以万历六年户口数目言之，人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，则得兵一百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人矣，人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，则可养兵一百六万二千一百四十三人矣。
夫五十口而出一人，则其役不为重；一十户而养一人，则其费不为难；而天下之兵满一百二十余万，亦不为少矣。王畿之内，以二十万人更番入卫，然亦不过千里，假如都金陵，其入卫者但尽今陵所属之郡邑，而他省不与焉。金陵人口一千五十万二千六百五十一，则得胜兵二十一万五百，以十万各守郡邑，以十万入卫，次年则以守郡邑者入卫，以入卫者归守郡邑，又次年则调发其同事教练之兵。
其已经调发者则住粮归家，但听教练而已。夫五十口而出一人，而又四年方一行役，以一人计之，二十岁而入伍，五十岁而出伍，始终三十年，止历七践更耳，而又不出千里之远，则为兵者其任亦不为过劳。国家无养兵之费则国富，队伍众老弱之卒则兵强。人主欲富国强兵而兵民太分，唐、宋以来但有彼善于此之制，其受兵之害，末尝不与有明同也。
兵制二
国家当承平之时，武人至大帅者，干谒文臣，即其品级悬绝，亦必戒服，左握刀，右属弓矢，帕首裤靴，趋入庭拜，其门状自称走狗，退而与其仆隶齿。兵兴以后，有言于天子者曰：“今日不重武臣，故武功不立。”于是毅宗皇帝专任大帅，不使文臣节制。不二三年，武臣拥众，与贼相望，同事虏略。
李贼入京师，三辅至于青、齐诸镇，栉比而营，大子封公侯结其欢心，终莫肯以一矢入援。呜呼，毅宗重武之效如此！
然则武固不当重与？曰：毅宗轻武而不重武者也。武之所重者将；汤之伐桀，伊尹为将；武之入商，太公为将；晋作六军，其为将者皆六卿之选也。有明虽失其制，总兵皆用武人，然必听节制于督抚或经略。则是督抚、经略，将也；总兵，偏裨也。总兵有将之名而无将之实，然且不可，况竟与之以实乎！
夫安国家，全社稷，君子之事也；供指使，用气力，小人之事也。国冢社稷之事，孰有大于将？使小人而优为之，又何贵乎君子耶？今以天下之大托之于小人，为重武耶，为轻武耶？是故与毅宗从死者，皆文臣也。当其时，属之以一旅，赴贼俱死，尚冀十有一二相全，何至自殊城破之日乎？是故建义于郡县者，皆文臣及儒生也。当其时，有所借手以从事，胜负亦未可知，何至驱市人而战，受其屠醢乎？
彼武人之为大帅者，方且飙浮云起，昔之不敢一当敌者，乘时易帜，各以利刃而齿腐朽，鲍永所谓以其众幸富贵矣，而后知承平之时待以仆隶者之未为非也。
然则彭越、黥布非古之良将与？曰：彭越、黥布，非汉王将之者也，布、越无所藉于汉王而汉王藉之，犹治病者之服乌喙?芦也。人见彭越、黥布之有功而欲将武人，亦犹见乌喙?芦之愈病而欲以为服食也。彼粗暴之徒，乘世之衰，窃『乱』天常，吾可以权授之，使之出落钤键也哉！
然则叔孙通专言斩将搴旗之士，儒生无所言进，何也？曰：当是时，汉王已将韩信，彼通之所进者，以首争首、以力搏力之兵子耳，岂所谓将哉？然则壮健轻死善击刺者，非所贵与？曰：壮健轻死善击刺之在人，犹精致犀利之在器甲也。
弓必欲无?，治必欲援胡之称，甲必欲上旅下旅札续之坚，人必欲壮健轻死善击刺，其道一也。器甲之精致犀利，用之者人也；人之壮健轻死善击刺者，用之者将也。今以壮健轻死善击刺之人而可使之为将，是精致犀利之器甲可以不待人而战也。
兵制三
唐、宋以来，文武分为两途。然其职官，内而枢密，外而阃帅州军，犹文武参用。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，文臣之督抚，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，与兵士离而不属。是故莅军者不得计饷，计饷者不得莅军；节制者不得『操』兵，『操』兵者不得节制。方自以犬牙交制，使其势不可为叛。
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，未尝有不可叛之法。杜牧所谓“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”，此不可叛之人也。豪猪健狗之徒，不识礼义，喜虏掠，轻去就，缓则受吾节制，指顾簿书之间，急则拥兵自重，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。试观崇祯时，督抚曾有不为大帅驱使者乎？此时法未尝不在，未见其下可叛也。
有明武职之制，内设郡督府，锦衣卫，外设二十一都司，四百九十三卫，三百五十九所；平时有左右都督、都指挥使、指挥使，各系以同知、佥事及千户、百户、镇抚之级，，行伍有总兵、副将、参将、游击、千把总之名、宜悉罢平时职级，只存行伍。京营之兵，兵部尚书即为总兵，侍郎即为副将，其属郎官即分任参、游。设或征讨，将自中出，侍郎挂印而总兵事，郎官从之者一如京营，或用巡抚为将，巡抚挂印，即以副将属之参政，参将属之郡守，其行间战将勇略冠军者，即参用于其间。苟如近世之沈希仪、万表、俞大猷、戚继光，又未尝不可使之内而兵部，外而巡抚也。
自儒生久不为将，其视用兵也，一以为尚力之事，当属之豪健之流；一以为阴谋之事，当属之倾危之士。夫称戈比干立矛者，士卒之事而非将帅之事也，即一人以力闻，十人而胜之矣。兵兴以来，田野市井之间膂力稍过人者，当事即以奇士待之，究竟不当一卒之用。万历以来之将，掩败饰功，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，亦可谓之倾危矣。乃止能施之君父，不能施之寇敌。然则今日之所以取败亡者，非不足力与阴谋可知矣。
使文武合为一途，为儒生者知兵书战策非我分外，习之而知其无过高之论，为武夫者知亲上爱民为用武之本，不以粗暴为能，是则皆不可叛之人也。
财计
财计一
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，其必废金银乎？
古之征贵征贱，以粟帛为俯仰。故公上赋税，有粟米之征、布缕之征是也，民间市易，《诗》言“握粟出卜”，《孟子》言“通工易事，男粟女布”是也。其时之金银，与珠玉无异，为馈问器饰之用而已。
三代以下，用者粟帛而衡之以钱，故钱与粟帛相为轻重。
汉章帝时，谷帛价贵，**言：“此钱多故也，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，市贾皆用之，封钱勿出，物皆贱矣。”
魏明帝时，废钱用谷。桓玄辅晋，亦欲废钱。孔琳之曰：“先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，此钱之所以嗣功龟贝也。谷帛本充衣食，分以为货，劳毁于商贩之手，耗弃于割截之用，此之为弊者，着自于曩。”然则昔之有天下者，虽钱与谷帛杂用，犹不欲使其重在钱也。
梁初唯京师及三吴、荆、郢、江、湘、梁、益用钱，其余州郡杂以谷帛，交、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。陈用钱兼以锡铁栗帛，岭南多以盐米布，交易不用钱。北齐冀州之北，钱皆不行，交贸者皆绢布。后周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钱，而官不禁。
唐时民间用布帛处多，用钱处少。大历以前，岭南用钱之外，杂以金银、丹砂、象齿。贞元二十年，命市井交易，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。宪宗诏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，唯银无益于人，五岭以北，采银一两者流他州，官吏论罪。元和六年，贸易钱十缗以上参布帛。太和三年，饰佛像许以金银，唯不得用铜。四年，交易百缗以上者，粟帛居半。按唐以前，自交、广外，上而赋税，下而市易，一切无事于金银，其可考彰彰若是。
宋元丰十二年，蔡京当国，凡以金银丝帛等贸易勿受，夹锡钱者以法惩治。盖其时有以金银为用者矣。然重和之令，命官之家，留见钱二万贯，民庶半之，余限二年听易金银之类，则是市易之在下者，未始不以钱为重也。绍兴以来，岁额金一百二十八两，银无额，七分入内库，三分归有司，则是赋税之在上者，亦未始以金银为正供，为有司之经费也。
及元起北方，钱法不行，于是以金银为母，钞为子，子母相权而行，而金银遂为流通之货矣。明初亦尝禁金银交易，而许以金银易钞于官，则是罔民而收其利也，其谁信之！
故至今日而赋税市易，银乃单行，以为天下之大害。盖银与钞为表裹，银之力绌，钞以舒之，故元之税粮，折钞而不折银。今钞既不行，钱仅为小市之用，不入贡赋，使百务并于一途，则银力竭。元又立提举司，置淘金户，开设金银场，各路听民煽炼，则金银之出于民间者尚多。今矿所封闭，间一开采，又使宫奴主之，以入大内，与民间无与，则银力竭。
二百余年，天下金银，纲运至于燕京，如水赴壑。承平之时，犹有商贾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，多故以来，在燕京者既尽泄之边外，而富商、大贾、达官、猾吏，自北而南，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。此其理尚有往而复返者乎？
夫银力已竭，而赋税如故也，市易如故也。皇皇求银，将于何所！故田土之价，不当异时之什一，岂其壤瘠与？曰：否。不能为赋税也。百货之价，亦不当异时之什一，岂其物阜与？曰：否。市易无资也。
当今之世，宛转汤火之民，即时和年丰无益也，即劝农沛泽无益也，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。废金银，其利有七：粟帛之属，小民力能自致，则家易足，一也。铸钱以通有无，铸者不息，货无匮竭，二也。不藏金银，无甚贫甚富之家，三也。轻赍不便，民难去其乡，四也。官吏赃私难覆，五也。盗贼?箧，负重易迹，六也。钱钞通路，七也。然须重为之禁，盗矿者死刑，金银市易者以盗铸钱论而后可。
财计二
钱币所以为利也，唯无一时之利，而后有久远之利。以三四钱之费得十钱之息，以尺寸之楮当金银之用，此一时之利也。使封域之内，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，此久远之利也。后之治天下者，常顾此而失彼，所以阻坏其始议也。
有明欲行钱法而不能行者：一曰惜铜爱工，钱既恶薄，私铸繁兴。二曰折二折三，当五当十，制度不常。三曰铜禁不严，分造器皿。四曰年号异文。此四害者，昔之所同。五曰行用金银，货不归一。六曰赏赉、赋税，上行于下，下不行于上。
昔之害钱者四，今之害钱者六。
故今日之钱，不过资小小贸易，公私之利源皆无赖焉，是行钱与不行等也。诚废金银，使货物之衡尽归于钱。京省各设专官鼓铸，有铜之山，官为开采，民间之器皿，寺观之像设，悉行烧毁入局。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率，每钱重一钱，制作精工，样式画一，亦不必冠以年号。除田土赋栗帛外，凡盐酒征榷，一切以钱为税。如此而患不行，吾不信也。
有明欲行钞法而不能行者，崇祯间，桐城诸生蒋臣，言钞法可行，岁造三千万贯，一贯直一金，岁可得金三千万两。户工侍郎王鳌永主其说，且言初年造三千万贯，可得五千万两，所入既多，将金与土同价。上特设内宝钞局，昼夜督造，募商发卖，无肯应者。大学士蒋德?言，以一金易一纸，愚者不为。上以高皇帝之行钞难之。德?曰：“高皇帝似亦神道设教，然赏赐折俸而已，固不曾用之兵饷也。”
按钞起于唐之飞钱，犹今民间之会票也，至宋而始官制行之。然宋之所以得行者，每造一界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，而又佐之以盐酒等项。盖民间欲得钞，则以钱入库；欲得钱，则以钞入库；欲得盐酒，则以钞入诸务。故钞之在手，与见钱无异。其必限之以界者，一则官之本钱，当使与所造之钞相准，非界则增造无艺；一则每界造钞若干，下界收钞若干，诈伪易辨，非界则收造无数。宋之称提钞法如此。即元之所以得行者，随路设立官库，贸易金银，平准钞法。
有明宝钞库，不过倒收旧钞，凡称提之法俱置不讲，何怪乎其终不行也！毅宗言利之臣，不详其行坏之始末，徒见尺楮张纸居然可当金银，但讲造之之法，不讲行之之法。官无本钱，民何以信！故其时言可行者，犹见弹而求炙也。
然诚使停积钱缗，五年为界，敛旧钞而焚之，官民使用，在关即以之抵商税，在场即以之易盐引，亦何患其不行！且诚废金银，则谷帛钱缗，不便行远，而囊括尺寸之钞，随地可以变易，在仕宦商贾又不得不行。德?不言钞与钱货不可相离，而言神道设教，非兵饷之用；彼行之于宋、元者，何不深考乎？
财计三
治天下者既轻其赋敛矣，而民间之习俗未去，蛊『惑』不除，奢侈不革，则民仍不可使富也。
何谓习俗？吉凶之礼既亡，则以其相沿者为礼。婚之筐篚也，装资也，宴会也：丧之含殓也，设祭也，佛事也，宴会也，刍灵也。富者以之相高，贫者以之相勉矣。
何谓蛊『惑』？佛也，巫也。佛一耳，而有佛之宫室，佛之衣食，佛之役使，凡佛之资生器用无不备，佛遂中分其民之作业矣。巫一耳，而资于楮钱香烛以为巫，资于烹宰以为巫，资于歌吹婆娑以为巫，凡斋蘸祈赛之用无不备，巫遂中分其民之资产矣。
何谓奢侈？其甚者，倡优也，酒肆也，机坊也。倡优之费，一夕而中人之产；酒肆之费，一顿而终年之食；机坊之费，一衣而十夫之暖。
故治之以本，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，投巫驱佛，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。治之以末，倡优有禁，酒食有禁，除布帛外皆有禁。今夫通都之市肆，十室而九，有为佛而货者，有为巫而货者，有为倡优而货者，有为奇技『淫』巧而货者，皆不切于民用，一概痛绝之，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。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。世儒不察，以工商为末，妄议抑之。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，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，盖皆本也。
胥吏
古之胥吏者一，今之胥吏者二。古者府史胥徒，所以守簿书，定期会者也。其奔走服役，则以乡户充之。自王安石改差役为雇役，而奔走服役者亦化而为胥吏矣。故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，则复差役；欲除簿书期会吏胥之害，则用士人。
何谓复差役？宋时差役，有衙前、散从、承符、弓手、手力、耆长、户长、壮丁、『色』目。衙前以主官物，今库子解户之类。户长以督赋税，今坊里长。耆长、弓手、壮丁以逐捕盗贼，今弓兵、捕盗之类。承符、手力、散从以供驱使，今皂隶、快手、承差之类。
凡今库子、解户、坊里长皆为差役，弓兵、捕盗、皂隶、快手、承差则雇役也。余意坊里长值年之后，次年仍出一人以供杂役。
盖吏胥之敢于为害者，其故有三：其一，恃官司之力，乡民不敢致难；差役者，则知我之今岁致难于彼者，不能保彼之来岁不致难于我也。其二，一为官府之人，一为田野之人，既非同类，自不相顾；差役者，则侪辈尔汝，无所畏忌。其三，久在官府，则根株窟『穴』牢不可破；差役者，伎俩生疏，不敢弄法。是故坊里长同勾当于官府，而乡民之于坊里长不以为甚害者，则差与雇之分也。
治天下者亦视其势，势可以为恶，虽禁之而有所不止；势不可以为恶，其止之有不待禁也。差役者，固势之不可以为恶者也。议者曰：自安石变法，终宋之世欲复之而不能，岂非以人不安于差役与？曰：差役之害，唯有衙前，故安石以雇募救之。今库子、解户且不能不仍于差役，而其无害者顾反不可复乎？宋人欲复差役，以募钱为害。吾谓募钱之害小，而胥吏之害大也。
何谓用士人？六部院寺之吏，请以进士之观政者为之，次及任子，次及国学之应仕者。满调则出官州县，或历部院属官、不能者落职。郡县之吏，各设六曹，请以弟子员之当廪食者充之。满调则升之国学，或即补六部院寺之吏，不能者终身不听出仕。郡之经历、照磨、知事，县之丞、簿、典史，悉行汰去。行省之法，一如郡县。
盖吏胥之害天下，不可枚举，而大要有四：其一，今之吏胥，以徒隶为之，所谓皇皇求利者，而当可以为利之处，则亦何所不至，创为文网以济其私。凡今所设施之科条，皆出于吏，是以天下有吏之法，无朝廷之法。其二，天下之吏，既为无赖子所据，而佐贰又为吏之出身，士人目为异途，羞与为伍。
承平之世，士人众多，出仕之途既狭，遂使有才者老死丘壑，非如孔孟之时，委吏、乘田、抱关、击柝之皆士人也、其三，各衙门之佐贰，不自其长辟召，一一铨之吏部，即其名姓且不能偏，况其人之贤不肖乎！故铨部化为签部，贻笑千古。
其四，京师权要之吏，顶首皆数千金，父传之子，兄传之弟，其一人丽于法后而继一人焉，则其子若弟也，不然，则其传衣钵者也。是以今天下无封建之国，有封建之吏。诚使吏胥皆用士人，则一切反是，而害可除矣。
且今各衙门之首领官与郡县之佐贰，在汉则为曹掾之属，其长皆得自辟，即古之吏胥也。其后选除出自吏部，其长复自设曹掾以为吏胥，相沿至今，曹掾之名既去，而吏胥之实亦亡矣。故今之吏胥，乃曹掾之重出者也。吾之法，亦使曹掾得其实，吏胥去其重而已。
奄宦
奄宦之祸，历汉、唐、宋而相寻无已，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。汉、唐、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，无奉行奄宦之朝政。今夫宰相六部，朝政所自出也。而本章之批答，先有口传，后有票拟。天下之财赋，先内库而后太仓。天下之刑狱，先东厂而后法司。其他无不皆然。则是宰相六部，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。
人主以天下为家，故以府库之有为己有，环卫之强为己强者，尚然末王之事。今也衣服、饮食、马匹、甲仗、礼乐、货贿、造作，无不取办于禁城数里之内，而外庭所设之衙门，所供之财赋，亦遂视之为非其有，哓哓而争。使人主之天下不过此禁城数里之内者，皆奄宦为之也。
汉、唐、宋之奄宦，乘人主之昏而后可以得志。有明则格局已定，牵挽相维，以毅宗之哲王，始而疑之，终不能舍之，卒之临死而不能与廷臣一见，其祸未有若是之烈也！
且夫人主之有奄宦，奴婢也，其有廷臣，师友也。所求乎奴婢者使令，所求乎师友者道德。故奴婢以伺喜怒为贤，师友而喜怒其喜怒，则为容悦矣；师友以规过失为贤，奴婢而过失其过失，则为悖逆矣。
自夫奄人以为内臣，士大夫以为外臣，奄人既以奴婢之道事其主，其主之妄喜妄怒，外臣从而违之者，奄人曰：“夫非尽人之臣与，奈之何其不敬也！”人主亦即以奴婢之道为人臣之道，以其喜怒加之于奄人而受，加之于士大夫而不受，则曰：“夫非尽人之臣与，奈之何有敬有不敬也！盖内臣爱我者也，外臣自爱者也。”于是天下之为人臣者，见夫上之所贤所否者在是，亦遂舍其师友之道而相趋于奴颜婢膝之一途。习之既久，小儒不通大义，又从而附会之曰：“君父，天也。”
故有明奏疏，吾见其是非甚明也，而不敢明言其是非，或举其小过而遗其大恶，或勉以近事而阙于古则，以为事君之道当然。岂知一世之人心学术为奴婢之归者，皆奄宦为之也。祸不若是其烈与！
奄宦之如毒『药』猛兽，数千年以来，人尽知之矣。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，曷故哉？岂无法以制之与？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。夫人主受命于天，原非得已。故许由、务光之流，实见其以天下为桎梏而掉臂去之。岂料后世之君，视天下为娱乐之具。
崇其宫室，不得不以女谒充之：盛其女谒，不得不以奄寺守之。此相因之势也。
其在后世之君，亦何足责。而郑玄之注《周礼》也，乃谓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，世『妇』二十七人当三夕，九嫔九人当一夕，三夫人当一夕，后当一夕，其视古之贤王与后世无异，则是《周礼》为诲『淫』之书也。
孟子言“侍妾数百人，我得志弗为也。”是时齐、梁、秦、楚之君，共为奢僭，东西二周且无此事。若使为周公遗制，则孟子亦安为固然，“得志弗为”，则是以周公为舛错矣。苟如玄之为言，王之妃百二十人，妃之下又有侍从，则奄之守卫服役者势当数千人。后儒以寺人隶于冢宰，谓《周官》深得治奄之法。
夫刑余之人，不顾礼义，凶暴是闻，天下聚凶暴满万、而区区以系属冢宰，纳之钤键，有是理乎？且古今不贵其能治，而贵其能不『乱』。奄人之众多，即未及『乱』，亦厝火积薪之下也。
吾意为人主者，自三宫以外，一切当罢。如是，则奄之给使令者，不过数十人而足矣。议者窃忧其嗣育之不广也。夫天下何尝之有！吾不能治天下，尚欲避之，况于子孙乎！彼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，是乃流俗富翁之见。故尧、舜有子，尚不传之。宋徽宗未尝不多子，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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