妈妈手稿

每年阳春三月，武汉大学的校园内就樱花烂漫，红白相间，就象朵朵粉红嫩白的云霞，珞珈山下一幢幢古老的斋舍在云霞中若隐若现。我曾两次置身其中，却感受迥异。

第一次是一九六三年三月，阿敏来信邀我往武大赏樱。

阿敏是我的小学同学，住在邻街，六二年她考上武大，我考上华工，我俩结伴去武汉报到。

阿敏长得端端正正，说话极有条理，在中学担任班长兼团支部书记，还是校游泳队队员，身体很好。在去报到坐火车的途中，我老打瞌睡，她却很精神，负责看管行李。入学后，大家都很忙，没有电话，更没有手机，所以一直没有联系。接到她的信，很高兴，周日即乘车前往珞珈山。

武大学生住的是斋舍，外观古朴而富特色，但内部结构不怎么样，采光不够，阴沉沉的，比不上华工的宿舍敞亮。

阿敏领我穿过石阶，来到一个幽静而又洒满阳光的去处，那儿的樱花树高大而浓密，一团团一簇簇红白相间的樱花正竞相怒放。暖洋洋的阳光透过花丛照在草地上，形成疏疏落落的小园点。我俩坐在石凳上，互相介绍各自的生活与学习情况，阿敏谈及各种新奇趣事，不时开怀大笑。她的班上女生很少，但个个都想当居里夫人，她说连自己也禁不住要朝这个方向努力了。我在武大玩了整整一天，黄昏时分才返回华工。

一九六七年四月，我笫二次到武大校园看樱花。

阿敏和我来到上次的老地方，石凳旁的樱花树依然如故，团团簇簇的樱花还是那样烂漫迷人，还有小鸟在花丛中穿越鸣叫，但我俩心情都很沉重。远处，武大广播台的高音喇叭正大段大段地播放“最高指示”和“造反歌”，不时传来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和“滚！滚！滚！滚***蛋！”之类的歌。我们谈及各自学校的批斗情况，很多老教授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，既忧虑又担心，根本没有心思去看樱花了。黄昏时分，阿敏送我到车站，看她忧心忡忡的样子，我劝她不要想得太多。但却没有想到，这一分别竟然再也无法重叙了！

七十年代我回广州探亲时，曾去邻街老宅找过阿敏，但已人去楼空，不知其下落。

直到二零零六年小学校友大聚会，才从另一同学阿英处得知一切。

原来，生性耿直而棱角分明的阿敏，对造反派的行为很反感，对批斗老教授表示强烈不满，被列入“保皇派”。阿敏的父亲是广州某企业的工程师，祖父做过小生意。造反派头头说，当工程师的解放前就得读大学，家里肯定很有钱，要查“经济来源”，他们一口咬定阿敏是“隐瞒家庭出身，欺骗组织，混入革命队伍”，大小会批斗，要阿敏“交代问题”，使她身心饱受折磨与摧残，逐渐变得精神恍惚，沉默寡言。

一九六八年，阿敏被分往中朝边境处某部队农场劳动锻炼，在火车上首次发病，即被送往部队精神病院治疗，一年半后，病情好转，分到湖南省某冶炼厂工作，搞材料分析，她沉默寡言，不与别人来往，只是一个人呆在实验室里。

七十年代初的一个春日，阿敏再次发病，她背上挎包，揣了几个馒头，离开宿舍到处游荡。后来沿着铁路行走，幸好走的是京广线往南方向，半夜时分，碰到好心的铁路巡警，见她一个单身女子，精神恍惚，怕出意外，便收留下来，等到阿敏讲出家人的电话号码后，即通知他们前来接人。家人想将阿敏调回广州以便照顾，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气候下，没有单位愿意接收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阿敏的先生是一位有情有义的男子汉，他放弃了广州的好单位，调往湖南邻近阿敏的工厂，工作之余，悉心照料患病的妻子，承担全部家务，抚养子女，既当爹又当妈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对阿敏不离不弃。

曾有一段时间，阿敏好了很多，有一小学同学从美国回来探望，使她开心极了，家人也很高兴。但没过多久，另外两位高中同学来探她时，阿敏沉下脸说不认识他们，门都没让进，之后还老说有人要害她，再度发病。因此，家人们再也不敢让老同学们来看她了。

二零一零年春节，阿英告诉我，阿敏退休迁回广州居住后，拒绝服药，病情很不乐观，她至今仍然保留着六十年代的发型与衣着，面容苍老憔悴。思之令人心酸。

又是一年樱花盛开，夜不能眠，朦胧之中，仿佛又回到珞珈山麓，那盛开的樱花树下站着的少女，风华正茂，笑容灿烂，不就是阿敏么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