满师后，常琦按照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，拿计件工资，每月平均有七八十元的收入，这在五十年代中期，可是相当不错的一笔收入。她似乎生来就缺乏金钱观念，从来没想过该如何花费这些钱。学徒时期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使她养成了勤俭的习惯，即使现在有了钱，她也还是保持着最最基本的开销，多余的钱就存起来，没有什么计划，只是一种习惯。她不会像许多都市女孩子那样花很多钱去买漂亮衣服、时新的玩意儿或去做时髦的发型，她还是时常穿着黑白格子的布衣，蓝色或黑色的卡其裤子，脚上永远是一双千层底的黑色布鞋，或是黑色的塑料凉鞋。至于发型，也是当时京城胡同里的姑娘们最常疏的那种两条齐腰的大辫子。一条较粗的在前，另一条较细的在后，兴奋时把前面的那条辫子往后一甩，就是另类的风情万种了，而且还省下了理发的费用。

就在常琦满师后半年左右，一天，四爷爷家的二姑淑琴拿着一份电报匆匆地来到常琦的集体宿舍找她，“珍宝，家里来电报了，你爷爷身上不大好，快回去看看吧！”常琦听说后，急忙去工厂请了假，就直奔火车站。常琦已经三年多没回家了，本计划今年过年时回去，想不到爷爷他。。。

常二爷已经八十四岁了，自从两年前连人大代表也不当了之后，他就在自家后院种些花草小菜消磨时光。大约半年前，他的身体明显地虚弱下来，已经不能再种地了，每天，他只能由奶奶扶着出去晒晒太阳。常琦回家后的第三天，爷爷就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，没有惊动家里任何人。奶奶坐在爷爷身边，在他耳边轻轻哼着耶稣颂。常琦隐约知道爷爷奶奶都是基督徒，小时候，奶奶还教她唱过：“耶稣，我的主”。可是爷爷奶奶并没让父亲和叔叔信教，除了他们的名字中的“恩”字透出一些宗教的气息外，常家并不像基督徒家庭那样热衷于向下一代灌输宗教信仰。到了常琦这一辈，对基督的概念，除了童年时代一点零星的记忆外，已经相当的模糊了。爷爷的葬礼非常简约，没有做道场，没有吹唢呐，也没有宗教仪式，只通知了至亲好友前来，一切都是按常二爷生前的意愿办的，总之，人走时，家人要到齐，一切都要低调，走得安静、安详。。。

送走了爷爷，常琦才仔细端详起周围的一切，发现家乡这些年变化不少。“现在农村都搞合作社了，像从前你父亲那样赶马车运货这种事儿，也不能做了，说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。。。”母亲开始慢慢地向常琦诉说这些年家乡发生的变化。父亲现在在合作社当会计，写写算算这种事，都是他拿手的，这工作挣的工分也不少，如今家里倒是衣食无忧。乡里也已经建了中学，常琦的两个弟弟现在都能在家上中学了。只是现在农村和城市间的差距反而拉大了，关键还是农村的人没有什么现金收入，想要办个什么事就伤脑筋了。“比如这屋子老了，早就该修了，可是百儿八十的，从哪里去挣呢？”

“才百儿八十的啊？我回去就给家里寄来！”

常琦基本上是个不太有心计又十分的大气的人，她每个月的生活开支非常有限，而收入却非常稳定，虽然满师才半年，但已经有了些小积蓄。常琦回到北京后，就寄了一百元回家，以后每个月都会寄一些回去，直到父亲写信给她，说“房子已修好，准备给你弟弟将来结婚用的新房也已建好了，以后不用寄这么多钱回来了，你自己留着，也准备准备吧。”

常琦得知自己寄回家的钱派上了大用场，不觉兴奋起来。回想起这几年来走过的路，吃过的苦，她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她庆幸自己当初勇敢地做出决定，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虽然后来发生的一切并不是自己预料到的，但她可以感觉到路就在脚下延伸，付出的努力都有回报，只要一直这样走下去，路会就越走越宽敞。。。